公元742年正月初一,唐玄宗改元“天宝”。“开元”成了旧历,“天宝”成了新历,李四郎变成了圣人,留给历史的是“旧历开元盛世,新历天宝危机”,唐帝国在此转身。
危局之下,有的人,如长安不良帅
所谓的新税法,实际上就是李亨之孙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所创之两税法,指向的是传统土地制度破坏后的财政问题。在农耕社会,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,其产出的分配可以被视为一个零和博弈,政府、农民、地主之间分配的均衡是一个王朝稳定与繁荣的基础。
王朝初期,大量土地由于战乱变成无主之地收归国有,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,加之人少地多、轻徭薄役,政府与农民皆大欢喜,达致太平盛世。而随着人口的增长,权贵、地主等对土地的兼并,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乃至农奴,缴税的土地、人口减少,政府收入下降而农民负担却加重,最终导致农民起义以至王朝灭亡。
其间,各个王朝为了自救,通常都会进行财税改革,如唐朝的两税法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、明朝的一条鞭法、清朝的摊丁入亩等。但也只能为王朝续命不能根治,最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这样来回往复了上千年。
唐朝初期施行均田制,即政府将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后,按照每户人丁多寡分配定量的土地。进而在均田制基础上,施行名为“租庸调”的税赋制度,租即地租,庸即纳庸代役——缴纳绢布代替劳役,调即户调——缴纳绢棉布麻。同时,基于均田制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体制“府兵制”,即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军府,各地府兵平时为农,每年轮番到当地、京畿、边疆等地服兵役。
一个王朝最为重要的财税、军制都奠基于均田制,可以说均田制是唐朝的根本所在,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唐朝百年盛世也奠基于此。然而,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,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。如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人口增至906万户,按照均田令全国应授田总数为14亿亩,但实际垦田数仅8.5亿亩。而据敦煌户籍残卷记载,天宝六年,当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只占应受田的21%,就连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“京畿地狭,民户殷繁,计口给田,尚犹不足”。
授田减少但租庸调并不会减少,农民负担成倍增加,或逃亡成为客户,或投效免税权贵,无疑都会动摇了唐朝的根基。更为重要的是府兵制也因此遭到破坏,不得不招募良家子从军,由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役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。然而,募兵制的花费远超府兵制,又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为了增加收入,旧的财税体制非改不可。
与此同时,职业化募兵的出现,保证了唐军战斗力的同时,又使唐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变为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,边军将领的拥兵自重成为可能,安禄山身兼范阳、卢龙、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数万即是一例。而当节度使获得地方行政权,实现军政合一时,藩镇割据已经在所难免。
此时,藩镇所虑者只不过是中央政权是否足够强大。当中央政权强大时,则称臣尽量向中央政府捞取好处;当中央政权暗弱时,则阳奉阴违待机而动。剧中圣人被劫失踪后,主持大局的以高力士为原型的骠骑大将军
为了应对安史之乱,唐帝国又调安西驻军的安西铁军入关,事实上放弃了西域,下一次中原王朝将势力扩展到西域要等千年之后的清朝乾隆年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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